2023 春季學期的春假，只想換個地方做事的我，決定再訪紐約皇后區的長島市 —— 摯友與幾個工程師同學冬天從東亞回來美國，準備開工。除了茶與點心，他也帶上了許多人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巨著：吳聰敏老師的《台灣經濟四百年》（後簡稱《台》）。拿到書的當下，第一個是被封面蕭世瓊老師的題字吸引住。本文的目標是從國際貿易與經濟成長這兩門經濟學的子學科切入，用目前相當有限的訓練，分享自己的想法，希望對經濟學的學徒和非領域內的朋友，都能帶來思考上的刺激與交流。文末也討論我認為本書的貢獻，以及和幾個重要的經濟理論呼應之處。
寫一本給大眾讀的書，並且取名為台灣經濟四百年，相較於寫一篇聚焦在某個事件、政策的學術論文，需要的是不同的視野和文風。就視野而言，橫跨數世紀的內容，不可能像流水帳一般毫無缺漏；在序言中，吳老師也提到，晚清與日治初期的高山原住民、茶業發展，閩客族群的角色，乃至戰後的土地改革和黨國資本主義，都是他期待未來能夠有人從經濟角度出發寫下的故事。即便如此，《台》一書從大航海時代台灣成為國際貿易的一環、經濟活動出現記載開始寫起，並停筆於 1990 後台灣的貨幣政策、成長停滯與教育管制，可謂不能夠更詳實。就文風而言，大眾讀物當然不可能參照當今經濟學論文般，圍繞在數學符號與量化技巧的操演。吳老師善於引用故事，描繪情境讓讀者想像自己似乎回到了那個年代；這種寫法的重要之處在於：當我們把自己投射成「xx 年代的台灣人」，並且透過文章了解當時背景，那麼一切後來發生的經濟活動，都會變得合乎情理。
制度 → 社會經濟結果的連鎖反應
為何這麼說？因為台灣四百年來的經濟發展，正是圍繞在「新事件 (包含制度與基礎建設變革) → 相對價格改變 → 人們做出反應 → 社經結果」這個因果鍊；當然，社經結果可能會進一步使政策制定者改變制度，形成下個階段的因果鍊。正如幫我帶書的工程師朋友在了解所處的環境、自身的能力與興趣後，決定出國求學並且在美國的科技公司就業，17 世紀有些原住民族也決定往鹿產出口興盛處移動，且這些族群傾向保有墮胎文化以及特殊的年齡分工，藉以保持跨部落的競爭力。又如日治時期糖業的開始成長，許多農民的水田從種稻改為種蔗，且受惠於糖廠鐵道的地區，女性解纏足比例也較高。戰後電子業高成長時期，農村人口決定離鄉背井，往工業繁盛的北部移動，或是往加工出口區遷徙，正如日治時期吳老師的父親決定往屏東市區找家族兄弟一起做生意。在這些「社經結果」出現之前，關鍵都是人們觀察到所處的環境，也就是「價格」 —— 包含不同行業的薪資、物價，綜合而成不同地區、行業的生活水準等 —— 接著考量自身和家人的福祉，做出遷徙和從業選擇，甚至會影響該地區傳統文化是否會被淘汰。
嫻熟這些道理的經濟學家，尤其在國際貿易 (international trade) 文獻中的 Eaton and Kortem (2002) 一文問世之後，將社會中形色各異 (heterogeneous) 的決策，用適當的極值分佈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 來刻畫：社會上的人彼此之間各有所長，也各有不同的生活偏好，但每個人都會做出最符合自身特質和經濟誘因的決定；因此，雖然同一個地區（在台灣可能是鄉鎮市，甚或小至村里）的人面對相同的名目價格 (nominal price)，每個人會考量所有已知的選擇，比較出相對的好壞 —— 姑且將此稱為實質的相對價格 (real relative price)，因為好壞的判斷牽涉到每個人實際的偏好，而非單純由名目價格決定 —— 做出行為。也正因為人有百百種，社會才會有各行各業，形塑經濟活動的地理空間、產業、所得分佈，不同地區甚至會因此留存不同的文化與規範 (norm)。經濟學家在數學方法上做出這個選擇，無非是因為極值分佈的諸多數學性質，為量化分析帶來方便；但背後的道理一講白，無需加減乘除，人人將自身經驗帶入，都能理解。
而實質相對價格形成的關鍵，在於制度與基礎建設。正因為米價管制，戰後台灣才會出現稻米供給看似充足，卻「米荒」不斷的情況；面對管制，我如果是米店老闆，當然不會把米擺出來接受價格管制、或充繳給公家，而是去找有沒有私人賣家，提供更好的價格 —— 大家「觀望滯納，競趨黑市」，合情合理。正因為縱貫鐵路與糖廠鐵道通車，貨物與勞動力更容易移動，貿易成本下降；一方面勞動力更容易往勞動需求較高處移動，也讓各地區發揮比較利益：台中比台北更適合種稻，鄰近糖鐵處種甘蔗更勝種米等等。正因為 1958 年以降美援會與美國經濟顧問確立了金融改革（包含貶值新台幣至合理水準，廢除進出口的雙元匯率制度等）、改善財政紀律和企業民營化等方針，以及 1960 開始的獎勵投資條例的出現，台灣勞工在國際上才能夠以低廉的薪資以及高水準的工作表現，吸引西方國家不遠千里、不計貿易成本 (trade costs)，決定將彩色電視廠設於台灣而非更近的墨西哥；這些政策帶來工業勞動需求，吸引鄉村勞動力離開農田，轉戰北部郊區的製造業。也正因為中央銀行長期阻升新台幣、不願公布過往干預紀錄、阻撓具備經濟專業的挑戰，貨幣政策缺乏彈性與討論空間；台幣在國際上喪失購買力，影響廠商中間財貨的進口、以及一般民眾的進口消費力；盈餘繳庫的迷思使得利率只能維持在低檔，以確保央行的「盈利能力」，結果同時使得房價居高不下，造成財富分配、甚至是年輕族群生活水準的困境；私以為，這和許多優秀的同儕會選擇出國就業，不無關係。
社會經濟狀況，是人們根據自身偏好、能力，回應誘因的結果；誘因的本質，就是不同選擇之間實質相對價格的差異；而制度環境、基礎建設，從根本上形塑了實質相對價格。因此，制度環境是一切經濟活動樣貌的基礎。在台灣沒有中央政府的時代，制度環境基本上就是島上各個族群的文化，而這些文化的確與經濟活動彼此呼應；在台灣有殖民政權出現開始，制度很大一部份受到政府的經濟政策影響。
政府的角色
因此，政府與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應該是什麼？且讓我引用吳老師的引用：
支持市場機制的理由不是說市場運作是完美的；而是說，由政府管制市場，結果一定是糟糕的。 - Cochrane (2011)
歷史也許不會重複，但會押韻。《台》一書反覆出現的兩種主要韻腳，便是當政府政策確立產權、避免不必要的市場介入後，經濟開始蓬勃發展；而當政府開始凌駕於市場力量，直接介入名目價格訂定，經濟發展則遭受負面影響。
台灣這四百年來經濟發展，最差的一段時間毫無疑問是 1945-1949 ，台灣因中央政府、省政府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被全面掏空，而這些政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國共內戰；倘若沒有美國在韓戰後重啟援助，攙扶國民黨政府已經搖搖欲墜的財政，台灣可能早已走上完全不同的歷史道路。而當前財富分配、實質薪資停滯、產業結構的困境，大抵和央行政策、教育管制以及其他書中未能觸及的政策脫不了關係。
相對而言，日本統治者透過詳盡的資料搜集，奠定科學治理的基礎，此外也致力於改善衛生環境，鋪設更細緻的鐵道網絡，並且首次在台灣確立財產權、引進現代法律制度；先前提及 1960 年代的財政與貿易政策革新，讓台灣面向世界，透過自身的比較利益 —— 低廉且高品質的勞動力 —— 取得出口擴張的優勢，造就人類史上不只少見、更是首見的經濟奇蹟。台灣企業一直以蓬勃的活動力聞名於世界，而這些活動最不需要的，就是政府過分的介入市場，暴力影響名目價格。
經濟學家會說：政府該做的，是對市場中負面的外部性 (externality) 課稅，並對有正面外部性的活動補貼。而什麼樣的經濟活動有正面或負面外部性，需要資料以及科學證據的支持 —— 這是台灣經濟學界能夠協助政府的地方。但又由於經濟學界當前的審稿環境，台灣議題確實難以在特定領域取得學界關注、順利發表，台灣學者又需要透過發表文章來升等、獲取資源，最後形成「全台納稅人補貼學者做他國研究」之怪現象。台灣政策研究對台灣的政策制定、經濟發展，理應有顯而易見的正面外部性，也許這就是台灣政策制定者可以首先改善的地方。
另外一個台灣政府顯而易見可以改善的方向，是關於台灣行政資料 (administrative data) 的搜集。台灣主計單位所面對的資源限制，使得經濟資料的品質一直到 2020 年代，仍和理想相去甚遠；主計單位面對的資源限制，事實上是政府部門不重視科學治國的結果。
除了國際通膨以來，坊間討論甚多的物價資料與房價資料，另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台灣從 2010 以來，到 2020 的這兩次普查，改用公務登記輔以抽樣調查 —— 也就不是普查。如果日本人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且是日俄戰爭期間，都能夠完成全台灣第一次、從無到有的戶口普查，那真的沒有道理 2030 年的台灣，有著全世界前 15 名、超越日韓的購買力人均所得，卻沒有能力做到一樣的事情。在有限的研究經驗中，我確確實實感受到台灣人口資料品質之低落。如果對戰後人口移動有興趣，那一定會先從陳紹馨老師的書看起，但在這些經典的研究中，少見早期人口學者對台灣高成長時期人口移動的觀察，實屬可惜；大部分真的有碰觸遷徙活動的研究，都是由美國學者用有限的資料寫出。造成這個現象最重要的理由，應是當時政府對資料搜集、整理與公開的不重視。
要了解人口移動，最理想的資料型態會是如下：全台的遷徙人口透過具備母體代表性的隨機抽樣，取得「鄉鎮 A → 鄉鎮 B」的遷徙紀錄，並且取得矩陣形態，也就是「鄉鎮 x 鄉鎮」的人口流動 (migration flow)；但台灣從 1979 開始的遷徙調查只有半年的移動記錄，且只抽樣特定地區，難以代表全台灣；即便是 1980 開始完整電子化的人口普查，也沒有辦法製成這個理想的資料型態。相比而言， Peters (2022) 研究東德人戰後遷移西德的經濟後果，仍能找到 1970 年代對這些世代的遷徙紀錄。缺乏適當的資料，對台灣學界銜接上國際貿易與空間經濟學 (spatial economics) 最前沿的研究，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礙。直到這 20 年，情況也少有改善 —— 畢竟從 2010 開始，台灣就沒有母體普查了。另外一個令我不可思議的經驗是，肥料換穀作為一個延續三十年、如此重要的米穀管控政策，竟然少有公開的鄉鎮等級資料。同樣的遺憾，也出現在央行干預紀錄以及其他政策的資料搜集上，可謂族繁不及備載。
我相信學界的前輩，對此一定有更深的感慨。科學研究最需要的就是資料，也只有扎實的政策研究，政府才能最適切地改善制度環境，達成最低限度干預市場的治理。再次就我非常有限的經驗，台灣與東亞其他國家的議題，無論是經濟成長、國際貿易、公共財政 (public finance) 等領域，確實在這三年來再次躍升至經濟學界的視野之中；「台灣議題研究沒有發表潛力」這個想法，與我和幾位同儕在美國的經驗不符。恐怕更重要的是，如果政府對資料搜集的態度與執行力出現問題，又不予以台灣議題研究適當的鼓勵，台灣議題沒有轉化為讓學界眼睛為之一亮的研究，也只是剛好而已。
超越「市場機制」的結論
綜觀而言，《台》一書絕對會是了解台灣經濟發展，不只是在台灣，更應該是世界的經典之作。這本書與最近洪紹洋老師的兩本著作，私心認為都應該被翻譯成英文 —— 西方對台灣戰後成長非常有興趣，但現存研究在歷史細節上經常錯誤百出，有時更會狹隘地將其他國家的成長經驗拿來解釋台灣。或者，想要了解台灣的學者，可能得要學習中文，閱讀近幾年問世的經濟學佳作。
歷史正義
《台》一書另外必須被點出的貢獻，在於賦予經濟政策應得的歷史正義。當今我們經常聽到政治上大家希望台灣能夠落實轉型正義 (transitional justice) —— 回首威權時期的加害者以及被害者，重現歷史真相，重新審視並給予各方合宜的評價。這樣的正義，也應該被賦予到過往的經濟政策上。
舉例而言，日本統治者本質上就是侵略者、殖民者，行破壞和平之事，也確確實實剝奪台灣人的權利，在各方面絕對都以日人利益為優先，對原住民族進行壓迫；扶植糖業的初衷，也是為求財政穩定與砂糖自給。但即便如此，也不代表我們能夠漠視日本人對資料的重視，以及對基礎建設莫大的貢獻。台灣的金融業分佈 (Huang and Jheng, wp) 、十大建設的諸多項目，都不是從零開始，而是立基於日本時期遺留的果實。
同理，一般民眾因為中學教育內容，對蔣經國、李國鼎、孫運璿、技術官僚、進口替代、十大建設這些關鍵字琅琅上口，但大概不知道李國鼎在張忠謀與同事首次拜訪台灣時，留下了不尊重智慧財產權的第一印象，也大概不知道美國經濟顧問團以及執行顧問團建議的尹仲容，才是最先從制度面讓台灣的經濟奇蹟成為可能的推手。孫運璿、李國鼎等「技術官僚」絕對有其貢獻，但上述這些重要角色後來在大眾論述中被著墨甚少，絕非正常 —— 就連遠在美國，都有經濟學家注意到台灣的出口擴張在歷史上有領先地位，以及尹仲容等人的角色 (見 Douglas Irwin 近年文章)。
經濟論述政治化這件事情，不只是在台灣發生；讓經濟政策討論保有科學的精神，是所有民主國家當前需要面對的課題。做為國民我們也要捫心自問：我是否有跳脫自身的偏見，給予政策制定者適當的評價？對此，學界必須扮演事實把關者的角色，穩定輸出具備品質的台灣研究，並且耐心地用白話文和大眾溝通 。《台》一書為此設立了極佳的典範。
結構變遷的推力與貿易開放程度
最後，如果本書的精華摘要 (takeaway) 只是「市場機制優於政府管制」這個平心而論有些老套的結論，恐怕就很難協助我們了解其他想要將「東亞經驗」注入政策制定的國家，包含當今的東南亞以及非洲諸國。寫給大眾的書，也許難免要把結論變得簡易直覺，但事實上書中呼應了許多重要的經濟學概念。針對這些討論，我們姑且先將時間聚焦在 1900 之後，適用當代經濟成長定義的台灣。
每個國家都是從農業開始發展的。若只是在乎第一級產業的發展，那麼台灣經驗值得學習的部分，幾乎可以濃縮成日治經驗：確立產權，減少因租佃過程發生的糾紛與不確定性，並且改善交通、灌溉與衛生條件。戰後農業政策，則尚待後續研究給予適當評價。舉例而言，如果戰後土地改革 —— 包含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 —— 對農業發展有任何正面貢獻，三者之中比較有可能的應該會是公地放領政策，讓承領土地的農民不再受限於台灣糖業公司作為地主，對作物選擇的限制（甘蔗）以及對價格的控制；繳清地價後，土地交易理論上可以發生，等於多了一筆可運用資產，也許這對於農村勞動力在 1960 年代開始的跨區域移動，或者 1970 年代的農村工業化，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類似的討論，出現在 de Janvry et al 2015 以墨西哥的土地改革作為案例研究)。此外，台灣一直以來的耕地規模，相對國際都是偏小，而 Foster and Rozensweig (2017, 2022) 針對印度的研究，也的確支持如果不是大規模機械化， 4 甲左右的主要作物 (staple crop) 耕地是的最佳經營效率面積，與台灣戰後農家平均經營面積相去不遠。
但在出現嚴謹的研究之前，這樣的結果非常可能只是巧合，不見得跟土地改革或任何農業政策有關係。有些顯而易見的農業政策問題，如肥料換穀，本質上則是對農家課稅藉以取得穩定的稻米供給；這樣的推力，也許讓農家在其他從業選擇出現之後，更願意離開鄉村 (見古慧雯 1996)。此外，土地改革實行過程，有諸多歷史細節需要確認；如何設計一個好的準實驗 (quasi-experimental) 研究策略，並且描繪一個適當的全面均衡架構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會是研究者需要面臨的考驗。
退一萬步而言，農業發展就算再好，也不可能讓國家從低成長走向類似於東亞戰後的高成長。當代人們談論經濟發展，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是由農業為主轉向工業為主的結構變遷 (structural change, 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過去我們經常聽到「農業發展是帶動工業發展的先決條件」這類的論述，彷彿只要一國農業表現出色，工業發展便會水到渠成。這樣的看法，是禁不起經濟理論考驗的。一個最好的例子，是 20 世紀初期的阿根廷。Redding and Fajgelbaum (2022) 發現阿根廷的港口地區在跨大西洋交通因蒸汽船出現而更加便利、國內貿易因鐵路鋪設而更加活躍之後，都市化開始出現，人口大量遷徙至港口區域，發展該國的比較利益：農產出口。在交通改善、成為一個幾乎完全開放的小型經濟體 (small open economy) 之後，該國出口產值幾乎全部都來自農業 (根據 Rocchi 2008，在 1869-1914 之間農業出口佔總出口 99%)；工業化雖然有出現，但並非成長的主力，且長期缺乏工業活動最需要的發電來源與其他能源；畢竟，出口穀物和冷凍牛肉就能夠有這麼高的經濟產值，大概也很難有足夠強的誘因做重大的工業基礎建設。根據 Taylor and Williamson (1997)，阿根廷在 1914 年是世界人均所得前八名，但缺乏工業化的結果，是這樣的成長不能持續。
回頭來看台灣的工業化，若要選擇一個最重要的推手，絕對是 1960 年代開始的出口擴張，以及供應鏈的發展。雖說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化與都市化在 1950 年代就已經開始發生；這個有限的、由農轉工的結構變遷，我認為可以簡單解釋如下。台灣在 1950 年代農業生產力，先不論原因為何，有極高的成長；單看米的單位面積產量，在 1950 - 1961 年成長了 35% 左右。農業部門帶來的財富效果，讓民眾開始追求較好的生活品質，不再只購買食物，同時也出現對製造業產品的需求；資料上的確也印證這個事實：農產品佔總家庭支出的比例在這段時間下降，取而代之的是製造業產品的消費。但在這個期間，由於外匯使用受到管制，製造業產品的進口有限。因此，對於製造業產品的需求，只能透過國內供給來滿足；供給一旦跟不上需求，價格機制會使得工業部門的薪資相對農業部門上升，以吸引勞動力往工業、以及工業繁盛的都會區移動，造就了「寶寶學步」的小規模結構變遷。Comin et al (2021) 用台灣資料，做了很棒的量化分析，雖然不是聚焦在 1950 年代，但基本上很完美地捕捉了上述的機制：財富效果引導國內產業活動的重分配 (reallocation)。這樣的結構變遷，如果沒有 1960 年代開始的出口擴張為其續命，恐怕不會有持續性、遑論締造奇蹟，但的確是台灣經濟成長的其中一個階段。這一部分的討論，與吳老師在「女工效率很高」一章對 1950 年代的描述，並不完全一致。
在這邊想要點出的是，台灣農業生產在這段期間，一方面糖業失去戰前的比較利益，一方面稻米也被各項政策管制，但單位面積農產量、生產力的確有顯著的進步；與阿根廷更不同的是，台灣當時的貿易受限，因此並沒有發生過度仰賴農業出口的情形。過往在討論台灣的結構變遷時，少有考慮經濟體的貿易開放程度 (trade openness)。經濟學家 Kiminori Matsuyama 在 1992 年就已經提出理論，近年又再次在國際貿易文獻中，受到關注。上述的思考方式，建立在對於經濟體全面均衡 (general equilibrium) 這個概念的理解。這是我覺得值得點出台灣經驗與經濟理論呼應的地方。而台灣作為一個不能更標準的小型開放經濟體，貨幣以及各項政策的制定者，必須要從全面均衡的角度，了解各項政策對台灣貿易與經濟活動可能造成的影響。
不均衡成長論 vs. 均衡成長論
台灣在日治時期的工業化，首先是圍繞著製糖業與工廠，其中台灣鐵工所負責台灣本地製糖機械的製造與修繕；而到了戰爭期間，台灣鐵工所得工業活動不只限於製糖，也包含造船以及其他軍需工業，原因是這些產業需要的動力條件、也就是生產技術是類似的，尤以熔鐵設備最為重要 (見洪紹洋 2022)。來到戰後，製造業一開始的主力是食品加工與有限的紡織業成長。在沖銷退稅等金融改革發生後，紡織業與消費性電子產業才真正成為台灣經濟奇蹟的火車頭。同時，國外往台灣的技術轉移開始發生，且為了減低成本，廠商致力於提升在台灣的自製率，最好的例子就是電視機製造帶動映像管產業。最後，被譽為護國神山的台積電，近年來帶動了多少「台積電概念股」，理由正是製造業生產需要技術，也需要上游與下游的合作。我如果表現得好，和我使用的技術類似的交易夥伴、或者我的上游與下游必須要跟我一起維持產品的品質，就需要跟我一起進步成長。用經濟學的說法是，我的經濟活動對其他人、尤其是跟我互補的廠商有正面的外部性；我的成長茁壯，也會造成他人的成長茁壯，經濟學家稱這樣的營業模式，具備規模報酬遞增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的性質。
經濟成長理論中，一個著名的學說便是所謂的不均衡成長論 (unbalanced growth theory)，主要的倡議者包含知名的思想家 Albert Hirschman。該理論主要在說：經濟成長通常是首發於幾個產業，而這幾個產業的發展，會刺激上游 (backward linkages) 和下游 (forward linkages) 的投資與技術提升，進而帶動整個經濟體的發展。這樣的概念重要之處在於，具有領先地位的產業和其上下游有水準落差，或稱不均衡 (disequilibrium)，上下游廠商的投資有足夠高的邊際報酬，因此有誘因提升自己的生產條件。
另一派的說法，則是所謂的均衡成長論 (balanced growth theory)，早期由經濟學家 Paul Rosenstein-Rodan 和 Ragnar Nurkse 提出，後來有名的倡議者包含諾貝爾獎得主 Paul Krugman 和 Paul Romer。其內容是在說，一個國家之所以成長緩慢，是因為經濟體落在一個較差的均衡；透過一次性大推力 (big push) 政策，帶動多個產業的工業化，就可以讓國家往下一個較佳的均衡發展。對此，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 一文提供了相當好的理論基礎。《台》一書也提及 Paul Krugman 認為將東亞經濟成長稱為奇蹟，是一種迷思。在 1995 年一篇文章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中， Krugman 如此說道：
Like it or not,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ideas that have not been embalmed in models soon decays. And this was the fate of high development theory. Myrdal’s effective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of circular and cumulative processes, or Hirschman’s evocation of linkages, were stimulating and immensely influential in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By the 1970’s…, they had come to seem not so much wrong as meaningless. What were these guys talking about? Where were their models? And so high development theory was not so much rejected as simply bypassed.
簡單來說，Krugman 認為，到了 1990 年代，均衡成長論已有較為系統化的模型，但不均衡成長論在 Hirschman 之後，流於空口說白話，缺乏有體系理論基礎以及印證的案例。而我認為，台灣的故事只要經過適當的形塑 (formulation)，能夠同時提升不均衡成長論在理論與實證的可信度。
台灣經歷過所謂的「大推力」政策嗎？唯一一個比較接近的，大概是美援，但美援的使用、以及美國經濟顧問團當初的政策建議，並不類似於均衡成長論者「同時工業化多個部門」的描述，更像是解決因台灣外匯見底、農業與工業原料無法進口的問題，並同時鼓吹自由化與民營化。相比而言，台灣工業化的過程一直都有領先產業，而這些領先產業帶動了關聯產業的發展，直到 2023 年的今天可能仍是如此。領先產業的出現，日治時期大概一半歸功於產業政策 (industrial policy)、一半歸功於民間；而 1960 之後，領先產業大都源自台灣自身的比較利益 —— 或至少這應該是吳老師最想要傳遞的訊息。
不均成長論相較於均衡成長論，更看重細緻的政府介入 (government intervention)。這和吳老師書中的訊息雖然背道而馳，但不代表毫無道理，或找不到正面的實例。普林斯頓大學的 Ernest Liu 在 Liu (2019) 一文中，提供了不均成長論的理論基礎，並用南韓和中國的資料，試圖說明兩國過去針對特定產業的政府補貼，確實有些是有效的。以南韓為例，在 1973-1979 之間，該國政府對重化學工業進行大規模的補貼，其中包含機械、電子、與造船等子產業；而當今該國大財團，幾乎都是這些產業出身。作者發現重化工業的確在 1970 年代的韓國，是最具補貼效率 (文中稱之為扭曲中立性, distortion neutrality) 的上游產業。他也明言，這不代表韓國、中國的政策是最佳的 (optimal)，而是這些產業政策之所以成功，從生產網絡 (production network) 以及補貼的成本效益來看，是合乎理論的。如果能夠用相同的手法，後人一方面可以用歷史資料檢驗該理論的確實度，一方面可以用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資料，試圖給予政策制定者一些相對有理論背書的建議。
台灣真正類似於大推力的故事，是關於供應鏈發展，尤以技術密集的半導體產業，最貼合均衡成長論的說法。當今半導體產業無疑是台灣經濟的主力，尤其是台積電作為世界級的領頭羊，生產過程每個階段都不得馬虎。要維持良率，就不能有豬隊友，坊間關於台積電給予上游技術協助的故事，所在多有。這和諾貝爾獎得主 Michael Kremer 早期的 O 型理論 (O-ring theory) 有關：廠商的生產與多個其他廠商有互補性 (complementarity) ，如果我們要表現良好，那大家都不可以落後；工業生產力的提升，同時發生在多個生產部門。因此，廠商之間的合作，經常有「同性相吸」(assortative matching) 的現象。廠商在個體層級，彼此進行正面影響，終究會讓整個國家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
對此，我們需要更嚴謹的科學證據。近年來許多學者使用加值型營業稅資料，了解廠商與上下游交互影響的結果 (如杜克大學的 Daniel Xu 等人使用了中國的營業稅資料發表許多文章、Liu Lockwood and Tam 2022 用了英國的加值型營業稅資料)。加值型營業稅資料被拿來研究財稅政策已經多年，但少有被拿來研究生產結構，因此相關研究仍然極具潛力。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對於當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能夠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總結
若要說這本書給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啟示，我認為可以歸納成 (1) 重視資料搜集 (2) 保持科學治國的精神 (3) 改善基礎建設與制度環境。對研究者而言，台灣還有許多具備發展潛力的議題，我也深信了解台灣，對於了解其他國家，是絕對有幫助的。台灣經濟史學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運用有限的資料，耐心閱讀史料，最終才能夠有一本書叫做「台灣經濟四百年」。寫出這本書，包含了多少人的努力；吳老師將其集大成，又是多麽不容易的一件事。但，這本書只是了解台灣的開始，而不是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