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在台大的陳文成紀念廣場，從 2015 年於校務會議通過《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命名案及立碑案》、到今年 2/2 終於正式啟用，但校方與學生之間因對廣場形式預期不合，衝突始終未能平息。109-2 學期的校務會議上，為了「紀念一位堅決抵抗國家暴力的勇者」這段文字是否應出現在廣場的紀念碑上，表決以同意該文案票數 74 (53.62%) 險勝不同意票 64 (46.38%) 作結。多數反對這行文字出現的教職員，以「為什麼要這麼政治化、用這麼強烈的字眼」、「紀念這些有更好的地點、不要像景美人權園區的餐廳那麼有肅殺之氣」等理由作為立論基礎。對此，王道一老師已經在會議現場做出非常好的回應 —— 請容我全文轉述他分享當時自己的發言：
為什麼景美人權園區會設立在景美、裡面的空間有肅殺之氣？因為那裏就是以前的景美看守所、當年的建築就是有肅殺之氣。但是如果這需要解釋、甚至要用這個例子來談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其實是反映出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確實有需要立碑立說明牌、解釋過去的歷史。
很強烈的文字確實不應該存在，但這些強烈的文字是來自本來就不應該存在的陳文成墜樓事件。陳文成學長墜樓的地點不是任何台大人所選擇的，我們只能亡羊補牢，把過去的歷史如實呈現，希望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
類似明星學院內的轉型正義事件，在我訪問柏克萊的第一個學期也有發生。有天早上醒來收到學校 email，說校內兩棟建築 —— LeConte and Barrows —— 即將被改名。LeConte 紀念的是學術貢獻卓著的兄弟檔 John LeConte 跟 Joseph LeConte，而 Barrows 是前校長 David Prescott Barrows 的姓。前者來自美國喬治亞州一個在內戰後仍保有蓄奴傳統的家族，且兩人皆有以科學之名行歧視之實的紀錄；後者曾於美屬菲律賓負責教育推廣，並公然寫出白人至上主義的言論: “the white, or European, race is, above all others, the great historical race.”
對比臺大許多教職員對陳文成廣場的態度，柏克萊校方面對媒體與公眾，能夠非常坦然地說明自己的立場，也相當了解自己作為名校，動靜之間皆有外部性，更應該帶頭樹立榜樣，標章進步的價值。校方的公開聲明中寫道，校務主席在與校長的通信中，表明他們贊同這次的改名事件，全體教職員能因此回顧歷史，增進校園內不同群體的歸屬感，也讓社會認知到學校對此事件的態度。這一切都非常有價值。
Chancellor Carol Christ, in letters sent to UC President Michael V. Drake, whose consent, along with hers, was required — and given — to undo each honorific naming, said removing the names and acknowledging the university’s past ties to these individuals and their beliefs “will be historically and socially valuable to our campus, … and we hope to strengthen inclusion and belonging” at UC Berkeley.
校務主席與校長都同意這次改名，那麼投票結果呢？首先，物理系底下的 LeConte Hall 改名案，在 634 張有效票中，87% 贊成更名；至於 Barrows Hall，在 518 張有效票中，對更名案更有高達 95%的支持度。
Of the 634 responses solicited by the committee about the proposal for LeConte Hall, home of the physics department, 87% favored unnaming the building. For Barrows Hall, 518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95% approved of unnaming it. That facility houses a mix of departments, including ethnic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Near Eastern studies and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Group.
就讀物理系、非裔研究生協會的主席對這樣的結果表達認同。他表示，身為長期被歧視的族群，如果到了學校，還要看到歧視的加害者擁有掛名建築物的殊榮，這顯然與當前的社會規範、校園與社會上的種族政策彼此違背。
“Our buildings should not be another reminder that we are and have long been despised,” said fourth-year Ph.D. student Caleb E. Dawson, co-president of the Black 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 “They should signal otherwise, and those signals should correspond with institutional norm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make us feel otherwise in our everyday lives.”
當然，很多人也會跳出來質疑，這樣的做法是否只是為了呼應西方近年盛行的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甚至助長社群媒體上無窮無盡的檢討與不原諒。但事實上，柏克萊這座學院及周遭社區，做為灣區早年發展民權運動、嬉皮文化的重要地帶，一直以來都不乏這些推廣「政治正確」的行為。作為一個經濟系學生，舉統計、計量學家的故事，應該是合情合理吧！這些故事大多都是在上博班計量課的時候，老師順口提到；我也從這些故事之中，體會到該校開放自由的學風之所以如此著名，並非偶然。
如果有多學過一點統計，應該很有機會聽過 Jerzy Neyman 的大名，也就是著名的 Neyman-Pearson 假說的提出者之一。當代人人都可以扯上一句的信賴區間、信心水準、假設檢定，不乏看到他與計量祖師爺 Ronald Fisher 的貢獻。Neyman 作為柏克萊的教職員，之所以備受後人肯定，不只是因為學術上的貢獻，也因為他一定程度上為系上帶來開放且自由的風氣。
怎麼說呢？如果有學過統計學上的充分統計量，應該就會學過 Rao-Blackwell Theorem。其中的這位 Blackwell，於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畢業，是柏克萊第一個拿到終身聘的非裔教職員，而這正是 Neyman 獨排眾議的結果。Blackwell 曾被 Neyman 讚賞，但以為對方只是（像加拿大人一樣）很有禮貌。直到真的見面，Neyman 再次說，我想跟你一起共事，他才知道這傢伙是認真的。美國學術界大抵認為 (當然不乏有自負老人的案例)，只要你博士畢業，我們就是同儕 (peer)，審論文英文叫做 peer review；彼此之間的尊重，奠基於學術貢獻與個人魅力，而不是輩份、膚色、種族、宗教與性別等社會賦予的優劣勢。
另一段 Neyman 的佳話，是關於一個女孩子叫做 Elizabeth Scott 。小時候因為爸媽到柏克萊研習法律，而跟著搬到學校附近的社區。雖然很喜歡天文學，但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因為當時女生不被允許使用望遠鏡，只好轉而研究天文資料。他跟 Neyman 兩人長期的合作關係，加州大學紀念文章其中一句話刻畫得很好：Neyman had drawn Elizabeth Scott to statistics; she brought him to astronomy。他跟 Neyman 很著名的貢獻是挑戰了 最大概似估計式傳統上被認為是最佳估計法的性質。一個小有名氣的演算法，EM Algorithm，有時會被用來做工具變數相關估計，也跟他與 Neyman 的這篇文章有關。如果沒有 Neyman 的大肚，這一切對人類頗具貢獻的知識不知道會不會存在，或至少可能不會在柏克萊誕生。
由於 Scott 在學術上的貢獻卓著，她得以參與當時校內統計與數學所（現在也包含經濟所）的大樓 — Evans Hall — 的設計；也是在 Scott 的參與下，讓原本每四樓才會設置一間女廁的 Evans Hall ，變成每層樓都有女廁。這讓我想到電影《關鍵少數》裡面的女主角要去很遠的地方上廁所，而影響工作效率；但這次，不是男性主管為女性出氣，而是女性親自爭取自己的權利。真的很偉大。如果現在去 Evans Hall 的圖書館，這些主人翁的照片也都掛在牆上。
當然，在柏克萊校內的其他學院，一定也發生過類似的故事。偉大的思想家 Hirschman 與許多受迫害的猶太學者，之所以在離開歐洲後會首先落腳於此，大抵與其開放、包容的風氣有關。身為亞洲人在 2020 民主黨黨內初選期間走在校園內，我總會白目地認為，白人同學之間為了氣候變遷議題大打出手的機率，比因為歧視而圍攻我的機率還要再高一些。這當然是玩笑話，但將近一年的校園生活中，我確實少有不被尊重的情況，且大多能感受到學生們對外來者的友善與包容。回首這座偉大學院的歷史，他們帶著包容的心，接納各個族群，在學術上做出突破性的貢獻；此外，校方也勇敢地承認並試圖撫平歷史的傷痕，讓大家正視從前之不足、展望未來發展之可能。這樣的文化不只是「政治正確」而已，它也能讓學術上的公開競爭變得可敬，正面帶動知識的累積與發展，不論參與人的種族、性別、語言、膚色、宗教信仰。
讀吳乃德《台灣最好的時代》時，我為明明可以全身而退、卻貿然協助黨外人士的台灣人感動；讀到柏克萊以前的一些故事，我更加相信其實很多價值、典範的樹立，是由許多人看似彼此獨立的決定與價值選擇開始萌芽；個體而言可能都不構成力量，但加總起來形成的文化暗流，對於一個機構、國家的發展，往往有意想不到、且深且遠的影響力。作為一名臺大校友，我期待母校的公務員能夠保有這個認知，認清臺大對台灣國內價值形塑的重要性，在面對爭議時，不對過往校園中發生的不正義噤聲。對臺大校園作為白色恐怖受害者遇難地表以漠然，將不利於塑造開放自由的學風，甚至為台灣社會看待轉型正義與過去威權體制的方式，樹立錯誤的榜樣。正視歷史，我們方能給予加害者集團、受害者與家屬正當的評價與對待，並且意識到當前自由之可貴，邁步向前。
對此，台灣學界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有理由要求並期待臺大作為第一學府，要是一個民主、自由、開放、包容、且勇於回首並面對歷史錯誤的地方；對我而言，形成這樣子的文化，是比前進百大、追求世界排名更重要的事情。